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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談互惠準入:日澳加速捆綁

2020-12-14 10:05
來源:半月談網

謝若初 呂耀東 ?

2020年11月17日,日本首相菅義偉與到訪的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舉行會談。在之后的聯合記者會上,兩國領導人宣布已在原則上就簽署《互惠準入協定》(RAA)達成一致。種種跡象表明,戰略趨同已成為近來日澳兩國關系發展的主要特征。

2月2日,日本海上自衛隊“高波”號驅逐艦離開橫須賀海軍基地

相互利用,各取所需

既在大方向上和美國印太地區戰略保持同步、持續“借船出航”,又積極尋求提升自身地區影響力、拓寬自主戰略空間,是日澳兩國的共同目標。兩國不僅在經貿合作、加強同南太平洋島國關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問題上有相似利益,而且自2007年以來,更是在以防務合作為代表的安全領域不斷按照“準同盟”標準統一步調。

《互惠準入協定》是日本自1960年簽署《日美地位協定》后的首份允許外國在其領土上軍事存在的協定,也使得澳大利亞或將成為世界上第二個僅次于美國與日本有共同防務的國家。

就日本而言, 謀求與澳大利亞簽署上述條約,主要動因在于該協定有利于拓展自衛隊海外派遣機制,繼而為實質性突破“和平憲法”、發展武裝力量創造條件。以該協定為依據,日澳兩國武裝力量可以在對方領土上圍繞軍事、防災等事項進行訓練、演習甚至駐扎。

至于澳大利亞,遠居大洋洲的地理位置決定其若想通過涉足東北亞、西太平洋地區事務擴大地緣政治影響力,須以域內國家為跳板。原本就對美國地區影響力持懷疑態度的澳大利亞,進一步加快了在上述地區尋找戰略抓手并與之加強軍事合作的步伐。

澳洲小酒企期待中國大市場。圖為澳大利亞紅酒 白雪飛 攝

問題尚存,懸念猶在

盡管日澳兩國官方釋放出推動《互惠準入協定》簽訂的積極信號,但無法掩蓋兩國圍繞該協議存在分歧的事實。

造成兩國無法最終簽署該協定的主要分歧來自司法層面,兩國法律在死刑問題上存在根本差異。澳大利亞已于1972年廢除死刑,日本仍保留這一刑罰。這就意味著未來進入日本的澳軍士兵有可能因公務外的罪行被判處死刑。根據澳大利亞廣播公司的報道,澳方希望確保其軍事人員在日本可以免于死刑,但日方對此表示反對。日本政府之所以拒絕這一要求,顯然是因為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戰后同美國處理相關問題的歷史教訓。根據《日美地位協定》規定,美軍擁有對駐日美軍及軍屬在執行公務過程中所產生犯罪行為的優先審判權;日方則擁有對美軍及軍屬在執行公務之外犯罪行為的優先審判權。事實上,日方僅剩的這一部分權力也早在兩國于1953年10月達成的“審判權放棄密約”中喪失殆盡。可以說,因駐日美軍基地周邊治安亂象而引發的上到美日兩國間矛盾、下到沖繩等地方政府與日本中央政府間的齟齬,都與由《日美地位協定》所決定的日本對美軍事從屬關系密切相關。

此外,日澳兩國國內的反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互惠準入協定》能否最終簽署。在日本,關于《互惠準入協定》是否違反“和平憲法”頗具爭議。自衛隊人員及武器裝備進入其他國家,是否受到“和平憲法”限制?如何在外交、司法等層面落實具體條款?日本是否會因此增加戰爭風險?這些問題都需要自民黨在形成黨內一致意見的基礎上,同聯合執政黨派以及日本國民進行協調與解釋。澳大利亞方面,若冒著進一步激化同中國矛盾的風險,允許與曾經的侵略者頗具淵源的日本自衛隊在本國國土展開活動,很可能會招致民眾反對。

政經分離,聯手遏華

在此次日澳首腦聯合聲明中,兩國不僅通過對“與美國緊密合作的重要性”、美日印澳“四國機制”、“東盟印太展望”及所謂“共同價值觀”的強調對中國含沙射影,還明目張膽地對東海、南海、香港等問題妄加評論,粗暴干涉。若結合此前日澳兩國與美印共同高調舉行2020“馬拉巴爾”海上聯合軍演、日本積極謀求加入“五眼聯盟”、莫里森在同拜登的電話會談中表示希望能一道對中國采取更加堅定的態度等舉動,日澳兩國在成為遏華“急先鋒”的道路上可謂爭先恐后。

但在近期同中國的雙邊互動層面,尤其是經貿互動中,日澳兩國展現出的是另一副面孔。2020年11月25日,菅義偉在會見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時,強調其高度重視日中關系,愿同中方增進互信,共同推動兩國關系穩定發展。莫里森則在2020年11月23日的演講中對華“畫風突變”,不光否認澳大利亞的行動是“試圖遏制中國的戰略行動”的一部分,甚至還對中國的脫貧工作大加贊賞。

造成日澳兩國對華采取雙面姿態的主因,在于其無法承受徹底同中國交惡而帶來的經貿損失。中日經貿關系一向被譽為是兩國關系的壓艙石,中國作為日本第一大貿易伙伴、第一大日企駐在國,在日本對外貿易中承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澳大利亞方面,以2019年數據為例,雖然日本是其第二大貿易伙伴,但無論是1128億澳元的貿易總額,還是9.5%的占比,均無法同中國相提并論。

綜上,基于自身安全、經貿等領域利益考量,日澳兩國不約而同地在對華政策上采取了“政經分離”路線。即在政治、安全等領域攜手美國對華施壓,遏制中國,又在經貿領域保持、擴大同中國的合作,攫取發展紅利。不過,這樣的路線對于包括中日、中澳關系在內的雙、多邊關系發展,均貽害甚遠。亞太地區若想實現和平與發展,進而走向命運共同體,不僅需要正確理念感召,更需要各國的政治誠信。(作者單位分別為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

責任編輯: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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